中国同性恋网络时代. 同性恋社群呼之欲出

“点”之后的网络时代
　　“坐在电脑屏幕前，你会看到一张无形的网，它的末端，是每一个同性恋者”

　　使中国同性恋社群呼之欲出的，是互联网开始进入了这个最为古老的文明大国。

　　1998年8月，北京同性恋社群尚在萌芽中，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，24岁的英语毕业生诺哲在网络上建立起第一个“同志”虚拟社区。此时，他已经“忍受了一年多9.6k的拨号上网网速”。

　　这个名叫“广州同志”的网站，首先改变了同性恋者们躲在公园的阴暗处徘徊的习惯，它让同性恋者之间的交往，变得如此便捷，又可以真心坦露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联系到全国，乃至全世界的“同性恋者们”。

　　这也让“点”作为同性恋主要聚会地的功能开始衰退。到今天，对于80后、90后的年轻的“同志”来说，互联网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聚集场所。

　　通过网络、电子邮件和公告板，中国同性恋者可以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交流和联系。当网络进一步发展时，一个新生的同性恋群体开始出现了。

　　到2001年11月，万延海在北京召开“中国首届同性恋者网站和艾滋病教育研讨会”时，中国同性恋者网站数量增到了250多家。这期间的同性恋者网站为其访客提供了极为详尽的同性恋生活指导。“交友是这个社群最大的需求，也是最基本的需求，”诺哲说，网站中的交友专栏，永远是最火的栏目之一。

　　1999年初，一对同性恋恋人大K小K在厦门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站，并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：爱情白皮书（简称爱白网）。这个网站到后来改变了中国同性恋者网站单一的形态。

　　起初，他们的内容类似现在的80后们热衷的博文，充斥着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。即便这样，大K小K的爱情还是让旁人羡慕不已，他们那时已经通过了双方家长的认可，并住在一起。

　　他们很快有了自己的追随者，一年之后，两人移民加拿大，爱情白皮书交由志愿者们维系下去。

　　大K小K的故事，在同性恋社群里，有着神话般色彩；而爱情白皮书则开始转型，在现实空间里为同性恋社群文化和公民意识积极倡导。

　　“除了交友，谈情感，同性恋社群还应该有所作为，”爱白网现在的负责人冰蓝说。这个夏天，奥运会各种赛事正在进行时，他坐在冷清的人民大学校园的一套房间里，那是2005年11月成立的爱白北京“同志”图书室。在这里，存放了他们收集和整理的同志相关的图书资料和历史档案。

　　“青年同志是中国‘同志’运动的中坚力量，”冰蓝说，基于此，2006年成立的爱白成都青年“同志”活动中心，为成都及周边地区的青年“同志”（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大学生）提供了自我民主管理、锻炼志愿者能力和领导技巧的空间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年轻的“同志”更富有激情，一名从新疆大学退学到北京发展的拉拉（女同性恋者）白咏冰说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同性恋者们组织一次公开的大型活动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爱白之所以有如此倡导，是因为看到了在互联网这张无形的网的背后，一张有形的同性恋社群间的组织化趋势。

　　冰蓝告诉记者，“上世纪90年代末，全国同性恋者网站只有10多家，但到2002年已激增至300多家，加上近年博客、QQ的兴起，内地同性恋者网络组织的数量已难以估计。”

　　在天津，记者找到了这张网的一种组织方式。这是在一个生活气息极为浓厚的大型小区内，天津深蓝志愿者工作组协调人嘎嘎坐在一台电脑前，为记者展示了网络在同性恋社群中更为广阔的前景。他点开聊天室，屏幕上顿时被密密麻麻的头像占据了。“700多人的聊天室”，或许在现实中，召开这样的大会也罕见。

　　如果仅仅是想找陌生人说说话，或许跟普通聊天室没什么两样。在这个屏幕上，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看到主持人和演讲者在台上发言，同时，任何一个人想要发言的，镜头一切换，台下的都是你的观众了。这个聊天室从2005年开通至今，曾邀请过张北川、童戈等人同各地同性恋者互动交流。

　　目前，这个网络正在复制，它的开发商——DOSHOW公司营销经理林蓉告诉记者，通过与深蓝志愿者工作组合作，他们将面向全国各地的同性恋社群组织免费开放若干60人房间使用权，并视情况免费升级100/150/300人空间，以推广同性恋者NGO组织公益工作的开展。

　　“不久的将来，就可以把各地的同性恋组织都组织起来，形成一张大网络，”嘎嘎强调了“组织”这个词，并认为十分可行。

　　他说，“试想吧，坐在电脑屏幕前，你会看到一张无形的网，它的末端，是每一个同性恋者。”

　　防艾大旗下的志愿小组

　　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，一夜之间，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

　　现实中则更为混乱。

　　政府的试水和观望，在2005年之后终于行动起来。一般的说法认为，中国在1997年取消了“流氓罪”，又于2001年将同性恋从“性变态”中剔除出去，这使得官方与民间社团之间有了合作的基础。

　　张北川回忆说，2005年11月，由中国疾控出面，召开香河会议。与会的各个省级疾控中心工作人员，带着各省的Gay参与会议。这种联席会议之前也召开过几次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一个更大背景是，此时，各种用于艾滋病干预项目的国际基金进入了中国。

　　2002年，中英项目的启动，使得各地志愿者小组日益增多。而在2005年之后，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，一夜之间，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。这些志愿者小组全都汇聚在防控艾滋病这杆大旗之下。

　　“初步统计，中国目前应该有300多家志愿者小组，”张北川说，“全球基金到今年已经是第六轮了，盖茨基金也开始进入了中国，这些基金都是通过政府部门，比如各地疾控中心（CDC）以及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再分配到各个志愿者小组。”

　　CDC和志愿者小组之间，有着复杂而纠葛的关系。“CDC是通过志愿者小组来开展工作，有些是招募当地已经成立的志愿者组织，有的则是CDC自己成立了志愿者小组，”嘎嘎说，“比如天津，几年前，天津同性恋志愿者组织只有深蓝和另外一个同性恋者网站，到今年第六轮全球基金进入后，则一夜之间冒出了10多家。”

　　与张北川《朋友通信》项目组资助的志愿者小组不同，基金之下应运而生的小组，目标明确——采集各地CDC需要的数据。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，发放避孕套和动员MSM（男男性行为）人群前来抽血检测。检验结果可以显示艾滋病在某个区域的大体情况。

　　“操作方式很简单，只要你拉到一个人去抽血检验，被检验人可以得相应的报酬，而志愿者小组也可以得到其中提成。”爱白成都青年活动中心的负责人江华医生说，“这样做的后果变成在买卖一种标本，同一个人可以重复或者到不同检测点来抽血，重复采量得到的数据是不真实的，等于在造假。”

　　在过去的几年，成都爱白青年同性恋者活动中心几乎是唯一不参与MSM人群检测的组织，“没办法来保证咨询的质量，盲目推行的话，将是一个灾难。”江华说。

　　灾难的预兆在重庆已经发生。重庆彩虹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周生健向记者证实，2007年重庆MSM人群HIV感染者的检出率为14%，今年实际上还会更多，而成都也超过了10%.

　　在离开重庆时，一位正在读研究生的Gay（男同性恋者）拉着记者的手说，“拜托你一定要呼吁，已经很严重了，其实我是知道的，身边的朋友、同学也有人得那种病。”

　　“一般说来5%就已难以控制了，”张北川解释说，“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好些年了，这么多志愿者小组，事情也都在做，但形势却非常严峻。”

　　“告诉他们如何防治，更甚于抽血检验，”江华说，“检测前的咨询，往往被忽略了，而检测之后，只给一个结果，所有事情都完结了。”

　　在青岛，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关爱互助组织，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写给市长和卫生局长的一封控诉信：“青岛市CDC仅是在发现HIV感染后对感染者进行告知和感染因素调查，没有进行科学有效的心理疏导，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对感染者进行随访，未提供治疗知识和健康咨询，也不为感染者提供交流和分享治疗经验的平台。”

　　“CDC不可能像同性恋组织那样，为社区尽心做事，他们要的只是检测数据。而志愿者小组之间又狼牙交错，为了争夺资源，彼此倾轧，”北京市纪安德咨询中心主任郭雅琦说，“到现在，你可以看到，大多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，是在干一件事——拉人抽血，”

　　“纪安德”的前身正是“BP机同志热线”。2002年，创立热线的元老转向中国女同性恋运动，由于没有“艾滋病”这样招摇的旗号，中国的女同性恋运动，尚在艰难起步中。

　　但即便最苛刻的批评者（比如甄理）也承认，通过没完没了的会议、项目培训、考察交流，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之间，往来频繁，而且意见趋向统一，“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。”

　　基金乱局

　　志愿者小组之间为了争夺资源，摩擦、指责、报复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相互倾轧

　　中国同性恋社群浮出水面并走向组织化的过程，其动力也正是这些“乱源”。这次采访，恰逢《朋友通信》十周年。十年对于张北川来说，或许是满头青丝到银发的变化，但对于中国同性恋者们来说，从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，他们吸取到了养分、力量，并且茁壮成长。

　　另一股“乱源”来自万延海，这位年轻的医生，在早年干了件“极不光彩”的事——让公安局去抓捕同性恋者来配合研究，这使得他成名之后仍被人诟病。

　　但在此之后，他却“因从事同性恋运动”也被公安局短暂关押，他因此感到愤怒，并先后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，在那里看到了网络带来的神奇变化。

　　2005年，再次从美国回来的万延海带回了大量资金，他说，“基本上，今后做同性恋社群活动，自己不用挨饿了。”接下来又强调说，“国外各种基金会纷纷找上门来的。”

　　在张北川的叙述中，有了钱的“万医生”，工作作风发生了变化，扶持一派志愿者打倒另一派志愿者，他想控制社区，“举民主之旗，行独裁之事，”张北川说。

　　“这样的话无需辩驳，你只要看看，在这个人群当中，谁在实实在在做事，谁在夸夸其谈，”万延海反驳说，“我们发放的安全套是最多的，我们发放的心理学的读本、法律的读本是最多的。中国女同性恋的整个运动的发展，经济上的支持主要是我们。”

　　两位在90年代初结识的同性恋社群专家，聊到彼此，时常龃龉相向。

　　事实上，基金乱象是表，内在的原因在于各种基金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，以及缺乏真心真意为同性恋社群做事的人，甄理评价说。

　　2005年3月，香港智行基金会在内地开展工作三年后，张北川向联合国举报称，“智行基金会在开展艾滋干预工作中，存在志愿者小组间制造混乱，以及财务不透明等恶劣行为。”

　　这使得基金乱象开始公开化。不久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了《关于张北川举报智行基金会的调查结果》，否认举报信上的指责。但一位内部人员告诉记者，此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也很慎重在中国开展项目，“至少与智行基金之间的合作明显减少。”

　　类似的指责信，智行基金会在2007年9月也写过一份。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在给西安同康工作组安然的信中，指责后者对于志愿者小组间的摩擦、山头主义（抢占地盘）以及其他恶性竞争的问题。

　　安然回复说，实际上是智行基金会利用提供工作经费，许诺配备笔记本电脑，将同康工作组的一名负责人挖走，采取不正当竞争方式，试图分裂和瓦解同康工作组。

　　志愿者小组之间为了争夺资源，摩擦、指责、报复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相互倾轧。“而进入这个领域的资金都各怀心事，它对社区发展不发展根本不在乎，有些人就是拿着钱组织一些人培训，完了之后就不管了。”甄理说，他挺怀念“在之前那个年代做同性恋社群工作的人，有公益心，也很单纯。”